“實行‘非升即走’的高校越來越多。許多一流高校中都只有極少數青年教師在任教數年后‘飛升’了。作為剛入職的青椒(高校青年教師別稱)，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在大浪淘沙中留下來。”劉洋說道。

劉洋口中的“非升即走”，指的是一種正逐漸被我國研究型高校普遍采納的教師考評制度。該制度通常以三年為首聘期，在聘期合同結束時進行考評，考評合格則獲得正式編制，否則便必須離開崗位。同濟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長張端鴻認為，實行“非升即走”是為了打破高校“鐵飯碗”和“大鍋飯”的僵化人事制度，引入高校教師競爭機制。僧多粥少的生存競爭背后，高校青年教師現況如何?

只有拼盡全力

今年6月從南方某985高校博士畢業的劉洋剛剛入職西北地區某部屬211高校。在與中國商報記者談及即將用三年時間來完成的考核目標時，劉洋坦言“壓力山大”。“我要發表五篇C刊(被普遍認為是人文社科類最重要的期刊，許多針對高校教師的考核、晉升都以此為評價標準)論文，一個部級課題，還要出版一本專著，才能達到評副教授職稱的標準。這樣的標準對于一個西北地區的211高校而言已經非常高了，完全不亞于南方的一些985高校。”

“圈外人可能不了解，其實發C刊論文被退稿的風險很大。按照我們國內標準的期刊審稿流程，從投稿到收到第一次回復一般要等待三個月，而且回復的內容很大概率是修改或退稿。一來二去，一篇論文從投遞到見刊歷時超過半年或一年都是很正常的。這就意味著在博士階段就要開始為‘非升即走’的考核做論文準備，這是一種非常漫長的壓力。而且一個學科的C刊就那么幾個，所有人的眼睛都緊盯著。曾經有同事的論文經歷了長達一年的多次修改，但最終還是被拒稿。”劉洋說道。

這份“壓力山大”的工作，是劉洋多次權衡后的決定。劉洋告訴記者，他也面試過不少其他的211重點高校，這些高校雖然有正式編制，但工資僅為每月4000元左右，甚至有的只有3000元。劉洋介紹，高校正式講師的工資現在普遍較低，有些211院校的講師、副教授薪資也并不高。所以挑來挑去，他還是選擇了在壓力最大、工資最高的地方落腳。

“這三個指標完成后，副教授的職稱評定就達標了。每個學院都會制定自己的‘非升即走’標準，而這三個標準未達標的結果如何，目前我們學院的態度也是比較曖昧的。或許也不是非常嚴格的‘非升即走’，但無疑這種政策會給我們青年教師帶來寄人籬下的壓力感。而我所能做的只有拼盡全力。”劉洋說道。

已經做好最壞的準備

“我們院校五年前開始實施‘非升即走’，目前已經有同事因為考核不通過離開了，也有同事預見自己完不成指標提前走了，我也打算等時間到了就離開。”去年9月入職南方地區某985高校的周瑤說道。

在周瑤看來，雖然能感覺到學院也希望盡可能地留下人才，但對她而言，三年時間里既要正常完成授課又要發九篇C刊論文的條件比較苛刻。“今年是我入職的第二年，也是第三個學期。每個學期我都有兩門課要上，這個學期又給本科生開了一門新課。基本上每周我都有兩天要上課，還要再花一天甚至一天半的時間備課。一學期上兩門課已經有些吃力了，尤其是第一個學期我完全沒有經驗，備課花費的時間更長。而且有些課是我本身不太擅長的，需要重新學，會格外吃力一些。”

“學校對教師授課水平的評價方式之一是學生評分，為了能獲得學生們盡可能高的課評打分，我必須打起百分百的精神對待，這也大大壓縮了我進行科研的時間。入職到現在，我只發出了一篇C刊論文。”周瑤表示。

為了給予青年教師更多留下的機會，周瑤所在的學院明確，如入職三年后還未評上副教授職稱(副教授)，可以再簽三年合同，在第五年再評一次職稱。周瑤已經很難在第一個三年達到標準，但她也并不想在三年期滿后繼續堅持。

“搞學術真的不是越老越吃香，業內年齡界限很分明。那個沒完成三年考核就離開的同事就是考慮到現在很多高校招聘教師的年齡卡到了35歲，如果再堅持兩年還是無法通過考核，自己的年齡又超過了35歲，找工作會比較困難，這也同樣是我的顧慮。”

“我的同事中確實有非常厲害的，最多的一年能寫出11篇論文，我也因此經歷過很長一段時間的焦慮和自我懷疑。我明白內卷是一種生活的常態，也尊重這種常態，但我并不想參與其中，也確實跟不上內卷的節奏。在剩下的兩年里，我打算把本校當做一個過渡平臺，做好學術積累，之后找一個競爭壓力不大、有編制的高校重新開始。”周瑤表示。

周瑤還告訴記者，大多數留不下的青椒會更看重編制的穩定性，不會再選擇另一個“非升即走”的高校，而是寧愿選擇層次更低但有穩定編制的高校。“其實隨著近幾年非升即走制度帶來的壓力，越來越多青椒對于‘非升即走’的高校，都是抱著找個地方先落腳、用幾年時間在名校鍍鍍金的心態入職的，他們會提前做好打算。”

“飛升”充滿不確定因素

“達到評副高職稱的標準，只能說踩到了‘飛升’的門檻，并不意味著最終能留下來。完成硬性指標是一方面，具體結果還是要看專家、學術委員會的評審情況。而且據我觀察，一般情況下能夠留下的青年教師，更多的是之前就在本校就讀的博士生。對我們這些外來的青椒而言，未來更加充滿不確定性。”劉洋說道。

已經從南方某211大學離開的賈浩就經歷了這種不確定性。“入職之后我的干勁兒很足，可以說很圓滿地完成了首聘期三年的任務。在第四年評職稱時，我也滿心歡喜地報了名，但就是沒評上，我也不知道是為什么。”

進入第五年，賈浩的壓力非常大，焦慮和失眠成了家常便飯。最后一年，賈浩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學術研究上，做出了很多成果，但職稱評定在即，賈浩卻選擇了離職。“我為科研付出了很多努力，也獲得了不少值得自豪的成績。我很怕最終結果會再次否定我的努力，所以已經不想再參與職稱評選了。回望這幾年的經歷，能感受到自己的成長，也能看到在壓力之下，大家的干勁都很足，對科研也十分積極。但對于離開的人來說，也深深地為自己的努力竹籃打水一場空感到難過和恐懼。”

對于未來，劉洋也表示十分擔憂。“我們都把‘非升即走’的考核期戲稱為‘試用期’，沒通過試用期，要面對的或許不只是離開的結果，很多高校都不太愿意接納被其他高校淘汰的青年教師，也有很多前輩因此找工作并不順利。在這種局面下，我能做的或許只有加倍努力。”劉洋說道。(記者 王彤旭)